阴差阳错的陆氏灭门惨案——知春路风云录之二

陆士嘉的爷爷名叫陆钟琦，原籍浙江省绍兴府萧山县人，由于浙江高考（科举）竞争过于激烈，陆钟琦的父亲陆春荣发挥了绍兴人的特长，去北京大兴当了一名绍兴师爷，陆钟琦成了一名清朝的高考移民——因为出生在北京拥有了北京户口，成了北京生源，再参加高考就容易了，于是科举中榜有了功名。

陆钟琦

陆钟琦以孝子之名著称，曾经做过末代醇亲王载沣的老师，并做到山西巡抚（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），是晚清的最后一批封疆大吏之一。

在辛亥革命中，其他各省的清朝巡抚纷纷被革命党拥立，换了身衣服帽子成为临时政府的省长。陆钟琦却成为这轮热火朝天的革命大潮中，唯一殉难的省级大员。

正是一个月不到的山西巡抚生涯，为陆家遭来灭门惨祸！陆士嘉的爷爷陆钟琦、奶奶唐氏、爸爸陆光熙、二叔陆敬熙全家以及六个仆人，一同被杀。她的妈妈施桐君带着刚刚七个月的陆士嘉以及她的两个哥哥，从后院狗洞爬出，才幸免于难。

这到底是咋回事呢？

要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就得从头说起。

陆钟琦去山西上任，是接前任山西巡抚丁宝铨留下的烂摊子。

丁宝铨

说起来，丁宝铨也不算什么贪官污吏。恰恰相反，在晚清的官场，他还是比较正直有为的一个官僚。但也正是因为他的积极作为，捅了一个天大的篓子，不仅导致山西政府机构塌陷，可能也是整个大清帝国连锁垮塌中至关重要的一环。

庚子之变之后，清廷高层被八国联军揍得终于清醒过来，认识到再不奋发图强，大清国真的药丸！于是，清政府搞新政，办新学，丁宝铨积极响应，他兼任山西大学堂督办（相当于大学校长），为山西大学堂西斋开办法律、矿产、格致（物理）三科，中斋开办高等课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。

山西大学堂（山西大学前身）与京师大学堂（北京大学前身），北洋大学堂（天津大学前身），是中国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堂之一。如今山西大学排名并不算太靠前，但是在当时，它毫无疑问名列中国高校第一梯队。

丁宝铨在山西任职期间，山西大学堂以及山西武备学堂派出公费赴日留学生200多人，公费赴英留学生50多人。直到今天，山西大学校园内还立着丁宝铨的塑像，纪念他办学的功绩。

山西大学的老建筑

丁宝铨正是因为办学有功，从山西按察使（大致相当于政法委书记）一路升任山西巡抚（大致相当于省委书记），做了封疆大吏。

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丁宝铨担任了山西省的一把手之后，又开始风风火火地督办禁烟运动。

众所周知，英国数十年坚持不懈地向中国输入巨量鸦片，掠走大量白银的同时，也培养了一大批烟鬼，形成了庞大的鸦片消费市场。于是中国民间也兴起了种植鸦片的风潮，山西省尤为严重。

丁大人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，他派人到处张贴“洋烟不禁，中国必危”的宣传标语，并到处宣传毒品的危害。交城县广兴村和文水县种植大烟的风气最为猖獗，种烟农民们（其实是制贩毒集团）气势汹汹，理直气壮地强硬回答：“我辈生路已绝，何暇管他朝廷之事”。

山西省当年的境况，就有点像今天的阿富汗，同样是山区，同样矿藏丰富，农民也同样是依靠种植鸦片谋生。

美军士兵在阿富汗的罂粟花海巡逻

就是当代中国广东云南等地，仍然存在着制毒村。中国政府对待这样的宗族贩毒集团，手段也是相当强硬的。以下是1992年抓捕云南平远街制毒村的历史照片。

整装进发

部署完毕，等待命令

架设火力点

进村抓捕

进入窝点

抓住嫌犯

沐浴在社会主义阳光下的制毒村都这么火爆，晚清的山西更是马贼土匪出没的地方，制贩毒集团只能是更彪悍。

丁宝铨听了报告后，气得七窍生烟，立即采取了最强硬的应对手段。正好当时刚刚训练的新军，正好派上用场。他派遣山西新军混成旅管带夏雪津（大致相当于省公安厅厅长），带着五六百人的新军（相当于地方武警），进驻交城县广兴村和文水县城内，实施戒严，强令要求铲除罂粟苗。制毒分子当然不会乖乖就范，于是发生大规模对峙。

1911年3月13日，官民冲突爆发，头脑发热的夏学津下令开枪，共击毙现场群众（大部分是贩毒分子）40余人，伤60余人。接着，夏学津又威逼当地农民（制毒分子），揭竿横扫，各村烟苗数日尽除。

禁烟行动原本是为国为民的大好事，却因为粗暴执法，引发了流血事变 33 39453 33 13305 0 0 5032 0 0:00:07 0:00:02 0:00:05 5032。当时山西影响最大的《晋阳公报》，就是反清的同盟会所开办的报纸，处处给山西政府找茬挑刺。夏学津的妻子姿容美艳，据说是拜认丁宝铨作了义父，时常出入巡抚衙门，与丁宝铨的关系似乎有些暧昧，此事被《晋阳公报》捕捉到，添油加醋曝光之后，丁、夏二人声名狼籍。

咦，这不是《人民的名义》里，高育良书记、公安厅长邢同伟和高小凤之间的剧情么……

咳咳，话题别跑骗了。《晋阳公报》派出采访这次流血事件的记者张树帜、蒋虎臣，都是积极的革命党人。他们认识到，这是打击清政府公信力的绝佳机会，因此去案发地点采访了大量群众，在《晋阳公报》开辟专栏，连篇累牍地刊发了大量报道，其中对于冲突的起因一笔带过，对于官府的残忍暴行，则进行了添油加醋地详细报道，特别是对于平民武树福的死，进行了细致入微地刻画。

报道一出，舆论大哗。各地报纸纷纷跟进，谴责山西省政府的粗暴行径，至于此事是否是由于扫毒打黑行动引发，变得不再重要。在《苏报》案重创清王朝后，作为封疆大吏的丁宝铨，虽然具有兴办新学的丰富履历，却居然依旧藐无视媒体的巨大能量，不得不说他仍然是思想保守，没有跟上时代潮流。

庞大的舆论压力，最后将此事捅到中央，当时的宣统皇帝溥仪只是一个五岁的娃娃，主政的是他的父亲末代醇亲王载沣。

载沣

当时的载沣只有28岁，光绪和慈禧已死，支撑大清国的重担就压在这位年轻的摄政王肩上。摄政王载沣的头脑要比丁宝铨清醒得多，他没有一味偏袒大清官员，而是各打五十大板，和一把稀泥：“朝廷于禁烟一事，志在必行，此次该省酿乱，始由于地方之查察不利，而统兵官亦未能审慎办理，故予以处分。至于民间种烟，希图驰禁，胆敢聚众抗官，此等刁风，断不可长，自应严加惩治。嗣后仍著各该地方官严切查禁，毋稍懈弛。”

于是，立志振兴山西的丁宝铨被迫引咎辞职，离开了山西，郁郁寡欢地寓居上海，直到1919年被人暗杀。

丁宝铨办学期间，公费选派留日的那200多山西留学生，在内地学堂留日学生总量中占有明显优势，其中大多参加了同盟会，成为埋葬清政府掘墓人，其中就包括了日后成为“山西王”的阎锡山。此时，他刚刚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一年，却已经是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与标统（相当于团级干部）。

阎锡山原名阎万喜，1883年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的一个钱商家庭，五岁丧母，由外婆抚养长大。父亲阎书堂是一个高利贷商人，也就是私人银行家。

14岁那年，在私塾里念了三年书的阎万喜辍学经商，进入了父亲的“吉庆昌”钱庄做起了伙计，开始积累经商的经验。如果不是17岁那年（1900年），父亲的投机生意遭遇了惨败，那么他估计也就子承父业，世界上多了一个山西钱庄商人阎万喜，而少了一个叱诧风云三十多年的“山西王”阎锡山。

1900年正值庚子之变，阎家的这次投机失败，很可能跟八国联军进北京有关，阎万喜的人生轨迹因为国难而彻底改变。

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

由于投机失败搞得家里倾家荡产，阎万喜被迫跟着父亲逃到了太原躲债。正是在东躲西藏躲债的悲催日子里，父亲阎书堂看到了山西武备学堂的招生广告，命令儿子去报考。因为他觉得，如果儿子以后成了个武官，逼债的人就不敢那么凶了。因为要从军，阎书堂觉得自己儿子“阎万喜”的名字实在太土了，不像一个军官的名字，于是找了个算命先生。算命先生说你儿子命里缺金，就叫“阎锡山”吧！1902年，阎万喜从此变成了阎锡山 ，并成为了山西武备学堂的一名学生。

只读了三年私塾的阎锡山如果凭自己的本事去考，肯定是考不中的。狡黠投机的奸商头脑，此时发挥了关键作用。阎氏父子拿出当时所有家底，找了个叫赵廉佑的人做枪手代考。赵廉佑当时19岁，是山西大学堂一名品学兼优的大一新生，他去替考一挥而就，提前交卷，结果“阎锡山”的名字名列榜首。

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阎锡山，顶着个“入学考试第一”的名号，是如何应付那些大学课业和老师同学而不露马脚，其中的过程肯定是相当精彩而充满了戏剧性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他必然充分发挥了抄袭作弊等技巧。金融世家的耳濡目染，三年经商生涯练就的察言观色、见风使舵的能力，想必也起了重要作用。阎锡山出色的社交能力，还结识了一批以他马首是瞻的同学，成为日后闹革命的班底。

1904年，靠作弊入学的阎锡山居然还因为“品学兼优”，获得了公费赴日留学的机会，从而得到了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。

丁宝铨的落幕和阎锡山的崛起，证明了历史这个舞台，对于个人来说，还真是不问过程只看结果……

但如果跳出个人命运荣辱，从整个历史大势来看，恰恰印证了孙中山的那句名言：

天下大势，浩浩汤汤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！

这说明，做人就跟投资似的，跟对了大趋势，猪也能飞上天；押错了趋势，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……

这里不是说阎锡山是猪啊，只是打个比方而已，他只是辍学耽误了学习而已，事实上，他对形势的把握还是很有独到之处的，38年稳坐山西而不倒，中间多次改换过阵营，也是一代枭雄。

阎锡山作为一个军阀，做到了清朝巡抚丁宝铨想做却没做成的那些事。阎锡山心中所思所想，也是如何让中国强大起来，阎锡山是在中国搞义务教育的第一人。在那样一个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战火绵延的年代，阎氏将“受教育”与“当兵”、“纳税”并列，称之为“国民之三大义务”，放在《告谕人民八条》的首条，要求山西民众全体遵守。

阎锡山手书：科学救国

1930年，美国《时代》杂志如此描述阎锡山和他的山西改革模式：“作为山西省的‘模范督军’，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——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。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，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，在中国，他们最富裕，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。阎的嗜好不是女人、酒、鸦片，甚至也不是金钱，而是优质的道路、纺织、防御部队、维持秩序的政府，发展优良的牛、马、耕具、家禽、肥料——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。”

阎锡山的经济思想介于资本主义和激进的共产主义之间，非常类似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共经济思想。他认为，国家应该搞计划经济，“发达国家资本，节制私人资本”，以期达到“生产无利息，销售无剥削，物价低廉稳定，生产无枷锁限制”的理想状态。他在1921年进山会议上提出“土地公有私种”的理论：“凡属农民生则自种，死则归公。产业既均，人欲亦遂。”也就是说，农民对土地仅有终生使用权，而没有个人所有权，阎氏认为这样，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公平、平等。正因为如此，阎锡山具有与中共合作的基础。当然，他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思想，但还是摆脱不了军阀的窠臼，最终变成了中共的敌人。

如果抛开个人所处的阵营，其实阎锡山、丁宝铨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一样，都是救国道路的探索者和践行者。在后面的故事中，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摸索救国道路的人，有些人之间却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，这正体现出了历史的曲折性与复杂性。

丁宝铨卸任山西巡抚之后，摄政王载沣于1911年5月任命63岁的陈宝琛为山西巡抚，但没到任就撤销了任命。说起陈宝琛，那可是清末大名鼎鼎的人物。年轻时，他和张之洞、张佩伦齐名，同为清流干将。后来命运多舛，在家赋闲25年，晚年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。

陈宝琛

陈宝琛为何没有到任？具体情况不得而知，但以陈宝琛之绝顶聪明，半生官场沉浮练就的老辣眼光，一定能够看出，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担任山西巡抚，就如同坐在火药桶上，所以才设法推掉这个充满危险的任命。

别看载沣身居高位，却经历十分单纯，他对局势的洞察力可能还不如与他同龄的阎锡山。他并不知道，整个清朝已经遍地都是火药桶，而山西正是其中最大的那一个。他委派自己的老师陆钟琦担任山西巡抚。他肯定没想到，他的关照反而把老师推入了火坑。

陆钟琦和陈宝琛同岁，但他41岁才考中进士，年轻时没有陈宝琛那样风光，仕途也没有那么多坎坷。他为政清廉，性情耿直刚烈，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，他自杀殉国，被人救下。有一次，他和来访的客人争论，居然拿“溺器”，就是小便的夜壶向客人扔过去。其性格之暴躁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如果活在当代，可能会成为一个风评不错的清官。

陆钟琦原任江苏布政使（大约相当于省长），调任山西巡抚属于提拔，于是他高高兴兴地带着一大家子人走马上任，10月6日到达太原。仅仅4天之后，武昌起义就爆发了。11天之后，长沙、西安同日宣布独立，脱离中央政府。

武昌起义

此时的大清朝已经是一片风声鹤唳，风雨飘摇。北京的高官权贵、皇亲国戚们都看出大厦将倾，没有一个想到“与国家共存亡”的，纷纷“树倒猢狲散”，忙着把资产转移到外国银行，光一个庆亲王奕劻就转移了几百万大洋到汇丰银行。

国有银行本来就面临外资银行的挤压惨淡经营，如今面临疯狂挤兑，纷纷破产。资产大举外流的同时，达官贵人忙着逃难，那时没有飞机，逃不到外国，就往天津、上海的租界逃窜。

清末腐败“大老虎”——庆亲王奕劻

在这种情况下，刚到山西的陆钟琦，却仍然在不识时务地企图挽救行将就木的大清王朝。这种如同螳臂当车般的徒劳之举，更加衬托出他结局的悲壮气氛。

其实，陆钟琦已经预感此次可能凶多吉少，他曾数次告诉次子陆敬熙：“大事不可为矣！省垣倘不测，吾誓死职。汝曹读书明大义，届期毋效妇仁害我！”又说：“生死之事，父子不相强，任汝曹自为之。但吾孙毋使同尽，以斩宗祀。”陆敬熙知父意决，入告母。母亲说：“汝父殉国，吾惟从之而已。”（《清史稿》）

陆钟琦认为，山西新军已经被革命党所掌握，成为政权最大的危险因素。于是他以防止陕西起义军东渡黄河为由，派新军85标离开太原开往晋南。同时，调大同的旧军来太原守卫军火库等要害部门。为了防止新军叛乱后抢夺军火库的武器弹药，陆钟琦还下令将库存的3000支新式步枪连同子弹调往河南。后来，发动起义的阎锡山将陆钟琦的措施概括为“运枪开兵”。

为了防止造反，新军从来都是有枪没子弹。但是开拔去晋南打仗，总不能拎着杆空枪上前线吧？于是调往晋南的这批新军领到了子弹，这就给了同盟会发动起义的机会。

当控制着新军的山西同盟会，得知陆钟琦要运军火到河南的消息，就断然决定提前发动起义。大同的旧军，刚刚到达忻州，太原已经爆发起义，忻州知州极力劝说旧军退守自保，于是旧军又返回了大同。

陆钟琦的长子陆光熙，同时也是陆士嘉的父亲，他与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，也在日本秘密加入了同盟会。因此，其实他也是革命党。已经剪发的陆光熙每次见父亲，都要戴上一条假辫子进行掩饰。

在太原起义前，陆光熙从日本来到山西找到阎锡山密谈，具体内容外人不得而知。按照常理推测，他应当是希望说服阎锡山，由起义新军拥戴或者说迫使自己的父亲陆钟琦成为山西省长，就像武昌起义新军迫使黎元洪那样。

然而，山西的形势与湖北并不相同。黎元洪在湖北经营已久，广有威望和人缘，武昌新军的革命领袖却因为各种情况，伤的伤，亡的亡，黄兴宋教仁又不在，无人能够主持大局，最后只好用枪逼着黎元洪上任。陆钟琦却刚到山西走马上任，威望还没有建立起来。大部分革命党并不愿意拥戴这么一个不熟悉的外省老头。更何况，阎锡山在山西革命党里广布威望，本人也野心勃勃，并不愿意将权力拱手让出。

10月29日早晨，起义新军士兵持枪冲入山西巡抚衙门（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委省政府所在地），从睡梦中惊醒的巡抚亲军卫队未作抵抗即四散逃逸。起义军冲进来时，他没有像黎元洪那样钻到床底下避难，而是迎出去，说：“我刚来一月，有何坏事？尔等竟出此举？”陆光熙看到乱军，连忙说道：“你们不要开枪，我们可以商量。”不知是谁第一个开枪，于是引发乱枪齐发，陆钟琦和儿子陆光熙一起倒在血泊中。从他就任山西巡抚，到被打死仅仅23天。

山西巡抚衙门旧址

士兵们一看巡抚父子已经被杀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冲到后院，见人就杀，酿成灭门惨剧。襁褓中的陆士嘉被母亲从狗洞中抱出，幸免遇难。她的人生也因此永远地改变了轨道。

起义士兵从巡抚衙门出来后，协统谭振德闻声赶来，厉声问道：“你们是哪一营的，谁叫你们造反？！”起义士兵回答道：“我们是起义的革命军，你随不随？”谭振德怒道：“我不随！”，说完扭头就走，起义士兵开枪将他击毙。

根据阎锡山的说法，因“巡抚之随侍”率先开枪，而导致双方交火，陆钟琦父子被杀。阎锡山日后也表白，暴动之前，他再三“告知两标(参与暴动的部队)对陆巡抚及其公子暂囚勿伤。”他下令下令厚葬陆钟琦夫妻父子及谭振德。他说：“陆抚之坚贞，谭协统之忠勇，亮臣公子之勇毅，均足为我们敬佩。吾人不能以革命的事业，抹杀他们的人格！”

太原起义虽然历时较短，但它在整个辛亥革命中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从时间上说，山西在全国是继湖南、江西、陕西之后第四个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，并与陕西联成了一片。从地理上说，山西近在天子脚下，随时有可能兵出娘子关、大同而断绝南北交通、直趋北京。

从影响上说，太原起义不仅带动和促进了山西全省的光复，而且，这场在清政府自以为统治最为稳固的北方爆发的起义，对腐朽的满清王朝带来了巨大的震撼的威胁。

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评价说：“去岁武昌起义，不半载竟告成功，此实山西之力，……使非山西起义，断绝南北交通，天下事未可知也。”

太原起义的发生的时候，后来被推举为临时政府首任总统的孙中山，人还在美国。对于这场突然间蔓延全国的大革命来说，这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也是稀里糊涂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。下一章中，我们就转换到孙中山的视角，观察一下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转折点，却笼罩着重重迷雾的武昌起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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